陳榮的問題出現在44歲那年的秋天。
(資料圖片僅供參考)
當時她剛把兒子送進大學，工作也沒那么忙了。
為這個家操勞了半生，她覺得自己該休息休息。
碰巧老公去外地出差，她一個人在家里，生生地連續失眠20天。
從那以后，睡眠對她來說成了一件越來越困難的事。
隨之而來的，是疲乏、焦躁，對生活失去興趣和信心……
周栗娟的人生轉折點來得更早一些。
42歲起，她逐漸出現頭暈、心慌等癥狀，走在路上，時不時就會感到雙腿一陣發軟，看著腳下的地面，似乎隨時都可能一頭栽下去。
沒多久，她開始不敢獨自出門，和家人一起走路時，總是緊緊地抓著對方的胳膊。
“這大概就是更年期了吧。”親戚朋友都這么說，她們自己也是這么認為的，“熬一熬就過去了”。
可這一“熬”就是十多年。身邊同齡人早都跨過這道坎了，唯獨她們，似乎被留在了某個地方。
那時她們還不知道，更年期會結束，但跟隨更年期悄然而至的一頭怪獸并不會主動離開。
這頭怪獸的名字，叫“抑郁”。
隨激素一起跌落谷底
老百姓所說的更年期，科學上叫“圍絕經期”，一般發生在40歲至60歲之間，對個體來說，大約會延續4到10年。
在這漫長的時間里，她們的卵巢功能逐步衰退，直至完全停止，雌激素分泌大幅衰減，帶來各種代謝紊亂和身體機能的下降。
經過這一程，女性便完成了從性成熟期到老年期的過渡。
這是女性一生中的重大轉折點，也是抑郁、焦慮等精神心理疾病的高發期。
有研究顯示，女性在更年期出現抑郁癥狀的風險，比平時增加了1.5至3倍，達到診斷標準的抑郁癥的發病風險則增加了2到4倍。
2010年，一項在全國22個省份2400名45~55歲婦女中開展的調查顯示，這個人群的更年期抑郁患病率高達23.80%。
但這個人群中，真正為了治療“抑郁”而去醫院就診的，其實并不多。
陳榮來到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定醫院（以下簡稱安定醫院）時，主要是想解決失眠問題。因為長期難以入睡，她感到疲憊又脆弱。
曾經里里外外一把手的她，如今卻對買菜做飯這樣的事情都感到難以勝任。
主任醫師周福春與她交談之后，發現她雖然主訴失眠，但核心困擾在于心情低落、興趣和愉快感缺乏，精力和體力顯著減退。
因此，周福春給她開的檢查單子里，除了睡眠質量指數外，還有抑郁和焦慮的自評量表、心境障礙問卷和腦功能成像等。
陳榮坐在電腦前，不太熟練地用鼠標填寫著問卷。有些問題讓她覺得刺眼，比如“假如我死了，別人會生活得更好”，她想了想，選了“有點符合”；而“我覺得一切都很好，也不會發生什么不幸”，她很快選了“很不符合”。
根據病史、訪談和檢查結果，周福春確定她存在明確的抑郁合并焦慮，給她開了抗抑郁和抗焦慮藥物。
最開始，陳榮還半信半疑，但服藥大約3周后，她不僅睡眠問題得到顯著改善，情緒、興致和與人交流的狀態都與之前截然不同。
為了盡快恢復健康，她開始每天晨跑、散步。
而在此之前，不管家人怎樣勸說，她總是沒事就躺在床上，呆呆地望著天花板。
周栗娟的經歷則更為曲折。
她原本是一名高級工程師，參與設計的禮炮曾出現在新中國成立50周年大閱兵的現場。
但愈演愈烈的身體癥狀和長期低迷的心理狀態讓她無法繼續工作，只能退養在家。
她不允許任何人提起她曾經的工作成績，也逐漸疏離了過去的人際圈。
最嚴重的時候，她勸家里人不要在網上買東西，因為“快遞員不肯送上樓，我一個人在家不敢下樓取件”。
頭昏、心悸、手足顫抖、腰酸腿軟、血壓時高時低——因為軀體癥狀過于明顯而繁雜，周栗娟十多年來在婦科、神經科、心內科、內分泌科等科室轉了個遍，沒有發現嚴重軀體疾病，中藥和西藥都吃過不少，但癥狀依然此起彼伏。
直到去年，她在女兒的強烈要求下，走進當地一家三甲醫院的精神科。按照醫囑服藥半年后，所有癥狀都得到了明顯改善。
最近，她剛剛買了一輛輕便的電動車，每天騎著買東西、辦事。就連小區里的鄰居都感嘆她幾乎變了一個人。
她們抑郁了，卻難以走進精神科
大部分抑郁癥患者經過規范的治療，都可以顯著減輕癥狀，甚至達到臨床上的治愈標準。
然而全球超過3億抑郁癥患者，即便在高收入國家，也只有約一半人接受了有效治療。
2019年的一項薈萃研究顯示，我國抑郁癥患者接受治療的比例只有19.5%，在精神專科醫院接受治療的則更少，僅有5.2%。
相比于常常把“我抑郁了”掛在嘴邊的年輕人，身處更年期的女性，似乎更難接受自己“抑郁了”這個現實。
直到現在，陳榮也沒有告訴她的老姐妹們，自己正在服用抗抑郁的精神類藥物：“我心里清楚，這個藥吃了有用，就說明是對癥的。但我們這個歲數的人，多數還是會覺得你怎么這樣了，會覺得‘抑郁’和‘精神病’都不是什么好詞兒。”
而周栗娟之所以會去精神科就診，還是因為女兒谷小舒的一再堅持。
在此前的很長一段時間里，她總是以沒空、“吃完這服藥再說吧”為由，一再拖延。
也曾有其他醫生或委婉或直接地建議她去精神科看看，這些建議同樣被忽視了。
“總覺得‘精神科’不是我該去的地方，也怕人笑話。”事過境遷，周栗娟略顯自嘲地說。
跟陳榮不同的是，她更愿意跟別人分享自己的這段經歷，并建議與自己有相似經歷的同齡人去看看是否“抑郁”了。
“很多患者和家屬見到我后，喜歡問一個問題：我這到底是精神疾病還是心理疾病？我很快發現，他們想聽到的回答都是‘心理疾病’，因為這樣似乎更‘輕’一些，說出來‘好聽’一點。”周福春微笑道。他很理解患者的這種心情。
“社會輿論對精神心理疾病患者的歧視、患者自身的病恥感，都影響著患者的就診意愿。很多時候，我們作為醫生，必須極其謹慎、心存敬畏。既不能隨便給患者貼上‘××癥’的標簽，更不能貽誤他們的病情。”周福春說。
除了這種病恥感，阻礙患者接受治療的另一個因素是“認知盲區”。
更年期的一系列常見癥狀，如情緒低落、潮熱、盜汗、失眠等，跟抑郁癥導致的一些癥狀很容易混淆。
這讓許多患者誤以為自己只是普通的更年期反應，被動地等待“翻篇”，以至于貽誤了治療的最佳時機。
“知識很重要。”周栗娟的女兒谷小舒說。在漫長的十多年里，她一直在試圖幫助媽媽搞清楚“到底是什么病”。
畢業后，她就職于一家科普機構，主要做醫療健康方面的科普。
在向更多人傳播抑郁癥知識的同時，她第一次注意到“更年期抑郁”這個概念。
“然后我根據這個關鍵詞搜索到了很多案例，越看越覺得這可能就是發生在我媽媽身上的事情。那一刻，是我們家命運的轉折點。”
谷小舒說，“近年來一系列熱點新聞的曝出，讓越來越多人認識了‘產后抑郁癥’，很多新手媽媽們得到了應有的理解和關懷。但關于‘更年期抑郁’的討論仍然很少，我希望為此做一些事情，幫助更多的人。”
站在人生的轉折點上
更年期，是女性一生中必經的重大轉折。
除了激素的變化外，很多社會家庭因素的影響也不容小覷：這是很多人在事業上碰到天花板的時期，是很多人把孩子養大成人后面臨空巢的時期，也是很多人開始出現大大小小其他疾病的時期……這些都會影響到一個人的精神心理健康。
國內一項研究就顯示，職業狀態不理想、痛經、自身重病、家庭成員重病、夫妻感情不融洽、子女學業事業不順利、工作生活壓力大、住房條件差的更年期女性更容易產生抑郁癥狀。
“人生轉折期”——作為一名精神科醫生，周福春對這5個字的重量，感觸極深。
“‘人生轉折期’是一個在臨床上經常提起的概念。人一生會遇到好多個轉折期，如青春期、圍產期、更年期（圍絕經期）等。人生轉折期和精神心理疾病發病率的相關性是非常明顯的。”
他說，“而且，有過既往抑郁發作的人，再次發作的概率是沒有病史的人的2倍左右。也就是說，曾在青春期或者產后出現抑郁癥狀的人，在更年期也更容易抑郁。由此可見，安穩地度過每一個人生轉折期，對人生的健康和幸福至關重要。”
這類伴隨人生轉折期出現的抑郁癥，常常帶給人一種錯覺，那就是隨著人生“go on”，時過境遷，抑郁也會自動好轉。
但周福春說：“這種可能性不是沒有，但是寄希望于‘時過境遷’是危險的。因為抑郁患者如果不能得到及時有效的治療，是有可能病情惡化，甚至演變到不可控的結局的。”
那么，究竟出現了哪些情況，就意味著有必要去醫院尋求專業幫助呢？
周福春給出了幾點建議：首先要看抑郁、焦慮、失眠等癥狀是否持續數日無法自行緩解。
網上有一些抑郁自評量表，如PHQ-9等，可以幫助人們判斷自己的狀態。
另一個判斷標準則是“社會功能”：工作生活是不是受到了很大的影響？是不是難以勝任現在的社會角色？是不是過去很簡單的事情現在卻變得難以完成？如果出現了這些情況，都應該及時尋求醫生的幫助。
在安定醫院，曾經有70%~80%的病人是精神分裂癥患者，如今抑郁癥患者的比例已經超過一半。
隨著患者需求的增加，2006年安定醫院特別開設了抑郁癥研究中心。
每一個來到精神科就診的抑郁者，都曾經跨過一道又一道有形或無形的“門”，才來到他們的主治醫師面前。但這只是邁出了第一步。
抑郁癥患者的治療依從性是出名的差，不依從率是非抑郁癥患者的3倍以上。
自然研究顯示，高達50%~60%的患者會在治療過程中脫落。感覺已經“好轉”了、擔心藥物副作用、不信任醫生、嫌麻煩……都會導致病人擅自停藥、不再復診等。
周栗娟在用藥約1個月時，出現了癥狀的劇烈反復，比過去更猛烈的頭暈一陣陣襲來，讓她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又“走錯路了”。
不知是否是藥物副作用的原因，她的味覺開始出現變化，不管什么東西吃到嘴里都是辣的。
“那段時間，我幾乎堅持不下去了。但是大夫明確建議我繼續用藥。家人也一直鼓勵我。大概3個月后，一切都開始好起來。”周栗娟說。
然而外界的聲音仍然充滿嘈雜。
有人得知她正在服用精神類藥物后，“關切”地提醒她：“你可要小心！這種藥一旦吃起來，可就形成依賴了，說不定要吃一輩子藥！”類似這樣的言論屢見不鮮。
“適量、足療程，是抑郁癥患者用藥的關鍵原則。”周福春說。
精神類藥物的用藥劑量不是一直不變的，有經驗的醫生會指導患者有序地摸索藥量，再一步步調整藥量直至停藥。
一般來講，初次抑郁發作，治療周期應當不短于一年，包括8~12周的急性期治療、3~6個月的鞏固期治療和半年左右的維持治療。
如果是復發，則需要2年以上甚至更長的治療周期。
除了滿足療程標準外，能否停藥還取決于患者是否共患精神疾病（比如抑郁合并酒精依賴）和軀體疾病（比如合并糖尿病），以及家庭支持、環境壓力、抗壓能力等多種因素。
“處于更年期的女性，也應適當維持治療更久一些。”周福春說，“在這期間，患者積極調整生活方式，加強運動、發展興趣愛好、開展適當的社交，都有助于順利度過停藥期，以及防范復發。”
對每一個抑郁癥患者來說，這都是一場艱難而不平凡的歷程。周福春最希望告訴患者的是，“你們的一切顧慮、一切猶疑，都可以和醫生討論。不要自己悶著，也不要輕信網上搜到的言論和街坊鄰居的議論，我們會竭盡全力幫助你們走出困境”。
“更年期很難熬，但并不可怕。每個人的人生都有轉折點，每個人都可能是脆弱的，都可能需要幫助。深谷中的人，常常以為自己再也走不出來了。我們幫助他們的方法，不應該是廉價的勸說，而是給予真正科學、專業的建議。”周福春說。
媽媽病情好轉后，谷小舒又帶著長期焦慮煩躁的婆婆去精神科“報到”。身邊兩位最重要的女性長輩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更年期抑郁的影響，這讓她愈發堅信自己的科普工作是有意義的。
“不僅僅是女性，每個人都該知道更年期與抑郁的關系。這樣才能更好地幫助自己，也幫助親人和朋友。”
谷小舒說，“曾經，我看到我的兩位媽媽都在更年期飽受折磨，這讓我對幾十年后的自己充滿憂慮。而現在，她們的康復也帶給我力量，帶給我迎接未來的勇氣和信心。”
（文中陳榮、周栗娟、谷小舒為化名）
參考資料：
DOI：10.1016/j.psc.2017.01.007
DOI：10.1007/s11126-019-09666-9
DOI：10.1097/GME.000000000000117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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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OI：10.3969/j.issn.1004-4663.2010.05.0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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